说起“洋八股”，很多人都会想起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那段话：“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今天的“洋八股”，虽然与当年的内容、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同样危害巨大。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洋八股”。

　　眼下，不少地方不仅把能否在国外期刊发表作为衡量一篇论文是否优秀的标志，而且认定在国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等同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几篇，甚至以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期刊档次等作为评定职称、申请资助以及各种奖励的重要依据。

　　在国内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由于“洋八股”盛行，西方的一些理论几乎一统天下。法学、学、社会学等学科都面临类似问题。

　　评判标准乃至评价体系上的“崇洋媚外”，相当于将话语权拱手让人，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手中有影响力的期刊轻易将我国很多优秀科研成果收入囊中，更会让西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国的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进而会危害我国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和。

　　在不少高校、研究机构的领导和学者看来，如果写文章不引用几篇西方学者的文章作为参考文献，就没有国际视野。有的高校、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甚至要求，所发表的论文、研究成果必须有外文引文、注释。看看不少学术期刊，有的论文几乎就是用汉字写的洋文、用汉语说的洋话。

　　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国社科学者大部分是学习西方理论出身的，不少人只是简单地对西方理论照搬照抄或者照虎画猫；另一方面，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出于怕说错话、犯错误或者轻视实践等原因，常常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无聊的大话、乏味的套话来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所谓“解读”、“拔高”，或者把一些本来可以通俗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很多人看不懂的概念或词汇进行阐述，导致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愿看或者看不懂理论文章，有意无意中把不少意识形态阵地让给了“洋八股”。

　　在多年“洋八股”思维作祟下，不少高校、研究机构不仅要求正高职称参评者、重要学科学术带头人等必须有海外学习经历。不少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党政机关招聘人才的时候，也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者优先录用、优先提拔，甚至宁可引进一些国外二三流大学的毕业生，也不愿给本土优秀人才同样的机会。

　　要彻底清除“洋八股”的危害，就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尽快彻底改革、坚决废止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者优先录用、优先提拔等荒唐的用人政策，要重视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甚至探索从一线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干部。选干用人时要不看出身、学历，着重考察其立场、业务能力，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的要更严格考察其立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本土、海外人才一视同仁。

　　越来越多人觉得中国的城市没有了特色，无论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还是不少大中城市，它们建得越来越相似，这是因为其大部分的重要建筑都是外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并且几乎都是花费重金。尽管这些外国建筑设计师在中国的作品招来不少质疑，有的甚至被、嘲弄，但不少地方仍热衷于请外国建筑设计师来设计自己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不可否认，外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也有优秀作品，但造成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一些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时的“洋八股”思维在作怪。

　　深受“洋八股”影响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不少大是大非问题时是非不明、标准不清，进行决策时往往是以“西方答应不答应、西方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而不是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不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更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注重实际国情、坚决反对一味西化。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决策时脱离国情、迷信西方的做法要及时制止，对已经出台的错误政策、举措要尽快叫停、坚决纠正。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是反对“洋八股”的同时必须坚持的科学原则，也是在进行任何决策时都应该遵循的正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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